5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谈论收入分配。文章援引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话说:“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 ”而在此前一天,该报已刊登文章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则是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值得关注的是,其实从5月17日起,《人民日报》已连续推出了“社会财富怎么分”的系列报道。

     当《人民日报》以强烈的兴趣谈论起有关社会财富及收入分配的话题,带给人们的信号无疑是明显的。而作为另一个事实,当我们可以这样公开谈论有关收入分配的一切时,中国收入分配的畸形与差距已成倒悬之势。也就在此前数日,新华社的报道这样指出: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

     基尼系数实际已超过0.5的中国社会,是否可能存在像新华社所警告的那种“危险”,不得而知。至于杨宜勇先生断言的“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或许有着可以理解的遮蔽与游移。事实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任何时候都可谓“正是时候”,只是那样一种“两条腿走路”的能力被一再地放弃了。以至于当收入差距的现实陡现眼前,我们已经很难将它作为一个单纯的问题从诸多社会问题的纠结之中拎出来。我们看到,尽管笼统而浮浅,但《人民日报》也向我们指出了收入分配问题背后的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

     这俨然已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在每一个问题的线头后面,都有着一个关于整个社会、政治或经济体制的线团。譬如权力的失控,权利的失衡,法治的失序,道德的失范等,“剪不断,理还乱”。这也深刻地表明,发展并不能天然地实现公平,有一种制度性的不公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必然随着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而更加尖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曾经指出,“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 ”

     不由得想起历史上一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这是被马克·吐温命名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流行着粗鄙的实利主义和明显的政治腐败。 “镀金”在意味着表面绚烂、繁荣的同时,也预示着浮华与衰败的开始。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那个时候美国整个国家的财富积累上升得非常快,甚至超越了当时的第一大国英国。然而那也成为美国历史上贫富最悬殊的年代。然后很快就迎来美国的大萧条了。菲利普斯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指出,“这不只是几个烂苹果的问题(指丑闻公司),是整个果园都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现状,自然有别于美国的“镀金时代”。但如何能够在“正是时候”之际妥善解决包括收入分配在内的种种问题,却无疑是使社会最终免于动荡或萧条的巨大考验。我们看到,对于收入分配问题,国家正在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工资支付条例》等文件,我们期望,这样的努力能够最终以体制改革的方式来呈现。必须从根上赋予体制舒展的灵魂,而不是局部的修补与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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